原神神樱处(原神神樱大祓最后一个)

原神神樱处(原神神樱大祓最后一个)

原友们好啊，今天小编给大家分享原神这款游戏的攻略如原神阵容如何搭配、原神深渊怎么过、原神地图搜集攻略、原神抽卡建议等原神攻略

大家好，感谢邀请，今天来为大家分享一下电脑原神与手机原神的区别(电脑原神官网)的问题，以及和电脑原神与手机原神的区别(电脑原神官网)的一些困惑，大家要是还不太明白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接下来将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解决大家的问题，下面就开始吧！

电脑原神与手机原神的区别

众所周知，原神共有两种方式常见的方式打开游戏，第一种是手机，拿起手机就能玩，第二种是电脑，适合高手玩家。虽然是一款手游，但是渐渐的变成端游，让很多玩家不理解。

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喜欢用电脑玩游戏？接下来对比看看，哪个更有优势？

一、电脑画质更强

玩游戏最看重是画质，因为用电脑玩画质可以开启高清画质，细节直接拉满。无论是怪物形态，还是技能**都非常的炫酷，完全不是手机能比的。

大多数玩家用手机玩，都会把画质调为中等或者更低，因为这样才能更流畅。如果画质、帧率调得过高手机会发热，卡顿问题严重。

而电脑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出现，所以很多玩家更愿意用电脑玩。

二、做任务更加便捷

原神还是手游为主，因此手机用户才是核心。只要拿起手机就能随时随地打开游戏，即使是在地铁上或者郊外都能玩。而pc端就没这个优势只能在固定地点才能玩，非常的麻烦。对于喜欢躺床的玩家来说，手机才是不二之选。

除此之外做任务也很方便，轻轻点击就能完成任务，不需要像电脑那样来回移动。

手机的优势比较适合近战，比如单手剑角色、双手剑角色等**作起来没有难度。唯一的不足就是弓箭角色比较难**作，因为需要瞄准，很多时候没有足够的耐心，从而丢失伤害。

pc端就没有这个烦恼，最大的优势就是快速切换角色，使用鼠标和键盘控制弓箭方向，最大力度保证伤害拉满。

三、电脑**作更便捷

如果使用甘雨这类弓箭角色，PC端的优势很大，这是手机无法比较的，以及大世界跑图pc端也很方便。看到很多主播或者大佬玩家都喜欢用电脑跑图，**作更加得心应手，敲击键盘的声音更加有打击感，而不是对着屏幕用手戳。

小结：电脑画质高，打击感强。手机做任务方便，适合体验剧情玩家。

四、萌新与大佬区别

关于第三的小编综合认为还是从本质问题说起，如果你是一个萌新，那么选择用手机玩肯定是对的，因为前期都是做任务为主，用手机基本已经足够。

如果你是一个成熟的老玩家，拥有一年以上经验，用电脑玩是最好的，这样才能打出更高的伤害，因为达到后期基本上就是打深渊或者刷BOSS，任务很少碰了。 #原神米游社#

小编综合认为：新手比较适合用手机玩，高手追求极致伤害用电脑玩。当然，手机和电脑都可以玩完全不冲突，小伙伴们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即可，没必要和别人攀比，即使用手机也能打出爆炸伤害。

电脑原神与手机原神的区别

用手机、PC和云原神玩原神，画质大不同。

一念神魔。

最近有不少玩家拿鱼群做比较，探讨各自游戏的画质。手机、PC和云原神的画质有很大差别，但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那么，这几个游戏的画质有多大差别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我使用的是一加Ace2和华硕天选3，这两款设备都能轻松地拉满原神的画质。接下来，我们将以全最高画质的原神七为例，对比手机、PC和云原神的画质。

第一是手机端的原神画质，可以看到鱼群已经秃了，看起来有点可惜。然后是手机端的云原神，鱼群不再秃顶，画质得到了大幅提升，看起来更加美丽。除了风景美，角色也很漂亮，如果不抽新角色，那该怎么办呢？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下原神4.0的激励计划，门槛低、奖励高，全平台都能参与，赶紧去试试吧。

除了风景美，角色也很漂亮，如果不抽新角色，那该怎么办呢？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下原神4.0的激励计划，门槛低、奖励高，全平台都能参与，赶紧去试试吧。

虽然手机端的云原神的画质已经非常出色了，但当我拿出PC端的云原神时，又该如何应对呢？可以看到PC端的云原神画质更加清晰，细节更加细腻。虽然与手机端的云原神差距不大，但接下来的差距才是真正的差距。先生们女士们，看完这个对比，你们就知道差距有多大了。

接下来是第三的压轴——PC端的原神，画质再次得到全面提升，画面更加清晰，光效也更加出色。同样是PC端的效果，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云原神的最高画质虽然叫做超高清，但分辨率似乎被限制在1080P和1.0的渲染精度上。而PC端的原神可以达到1.5的渲染精度，分辨率可以开到2K甚至4K，支持n卡滤镜。这些功能云原神都不支持，所以差距才会这么大。

第三，给大家小编综合认为一下。就画质而言，PC原神>PC云-原神>手机-云原神>手机原神。虽然手机端的云原神表现非常出色，但在PC端，云原神的表现就不如人意了。毕竟好的显示器和显卡价格都不便宜。

虽然价格不便宜，但画质真的很棒。

好了，文章到此结束，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大家好，如果您还对原神刻晴黄本早安原神不太了解，没有关系，今天就由本站为大家分享原神刻晴黄本早安原神的知识，包括原神刻晴黄本早安原神的问题都会给大家分析到，还望可以解决大家的问题，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原神刻晴黄本早安原神

我四命啊晴终于能拉出来溜溜了！

原神刻晴黄本早安原神

《原神》本子有多香？二创大佬已杀疯，巴巴脱丝快别脱了！

各位旅行者，大家好啊。

再来给大家更一篇吧~

就拿上述的标题来讲，二创大佬我们都知道，不管是不是跟米忽悠一起合作，还是个人创作者自己创作，小编综合认为我们都可以知道《原神》这款游戏有多么的火热。

那么问题来了，《原神》本子到底有多香？

先说巴巴托斯吧，毕竟那可是我们亲爱的巴巴脱丝大人，谁不爱？【滑稽保命】

鹅鹅鹅……

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巴巴托斯是女孩子……

呸，男孩子，巴巴托斯是男孩子，这点我们一定要知道！

但现在都2022年了，依然有玩家认为巴巴托斯是女孩子，而巴巴托斯的配音还是喵酱，人家是实打实的女孩子！

平时不玩《原神》的玩家，给他一张温迪的照片，第一眼绝对会认错。

也就是这样的“妹子”，在一些二创大佬眼中真就成为了妹子。

所以对于这样的巴巴托斯，真不相信大家不心动。

除了巴巴托斯外，对于其它角色也是一样的。

“早柚”大家知道吧？

就问你到底刑不刑！

跟着节奏来，我说妹子，你说刑。

妹子？

玩家：刑？

行个屁！

PS：不会真的有人想开早柚的车吧？

开玩笑，小白会让大家得逞。笑**，根本不可能。

玩归玩，闹归闹，正经图还是会给大家放的。

看看上述图片，简直就是lsp狂喜有木有！

从位于图片的主C刻晴开始，背后的凝光、芭芭拉、北斗、安柏、琴、丽莎都有出现。

这场面，啧啧啧，估计也就在画师笔下看过。你敢弄成动漫？

开玩笑，分分钟就被禁了。

所以我们喜欢的到底是其中的妹子，还是被人家的剧情所吸引？

胡桃、甘雨、刻晴，以及八重……

似乎这样的角色出现在提瓦特大陆也不是不行，所以问题来了，我们到底喜欢什么，难道我们真就是颜狗？

除此之外，还有玩家表示你那个算什么，我这张图片才是真的牛！

空跟荧明明是兄妹二人，结果在你笔下成为了悠和穹？属实炒蛋！你问为什么，兄弟啊，动画看的还是有点少。

哈哈，不跟大家开玩笑了，其实对于众多角色换上不同的服装，我们都很喜欢。但我们真就是颜狗嘛？

其实不是的，我们只是喜欢她们罢了，只是想给她们一个温暖的家！【滑稽保命】

原神刻晴黄本早安原神

精选AI，不容错过哦[可爱]

关于原神刻晴黄本早安原神，原神刻晴黄本早安原神的介绍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吉光片裘原神(吉光片裘出处)这个问题，吉光片裘原神(吉光片裘出处)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吉光片裘原神

感谢刘成国老师赐稿

原文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1期

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新出墓志与宋代文学研究的拓展

——以王安石为核心的考察

摘要：在行实方面，新出墓志可以提供新的材料，重建宋代文学家生平中一些遗失、湮没的环节。对于文学史上一些重要作品的作年、背景，还有涉及到的重大文学史实，新出墓志可以提供确切的解答。它有助于家族世系的全面呈现，纠正文集、族谱中的诸多讹误，推进家族文学研究。它为更加全面、客观了解北宋后期**争、政治史提供了宝贵史料，有助于走出成王败寇的胜利者书写，深化**争与文学的研究视域。它为墓志的书写研究提供了珍贵个案，有助于走出证史、订史的传统金石学藩篱，走向历史诠释。对新出墓志的利用，必须注意辨伪及文体特质。

关键词：新出墓志；宋代文学；王安石；家族；**争

2000年9月，**宋代文学学会成立，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任会长，并召开了首届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宋代文学研究迅速走出20世纪**十年代比较寂寥的状况。无论是基础文献的整理与编纂，还是视野的拓展、方法的探索、跨学科的整合等，宋代文学研究“得到了近乎全方位的蓬勃发展”[1]，出现了王水照教授所谓“五朵金花”的盛况：“就宋代文学研究而言，文学与制度、文学与**争、文学与科举、文学与地域、文学与家族，这五个方面取得的成果更为突出，或可称之为‘五朵金花’。”[2]只是最近数年，这种高速发展的趋向未能延续，宋代文学研究“似乎又到了一个徘徊不前和积蓄准备的‘瓶颈’阶段”。[3]具体而言：文献方面，一些总集的编纂比较粗糙，留下若干补遗空间，很多别集的整理也不尽如人意；在大数据技术条件下，对作家、作品的实证研究，显得远远不够；文学史的常规研究方面，套路化、格式化的倾向比较明显；所谓跨学科研究，对所跨学科其实只是一知半解，往往将另一学科的一些常识甚至过时的、错误的知识，和文学分析机械匹配，宛如两张皮套在一起。这种“瓶颈”，是学科发展到某阶段后必然会面临的一种现象。至于如何突破“瓶颈”，其实也不过是老生常谈：一是回到文献，重新整顿、夯实宋代文学的文献基础；二是引进的新研究理念与方法。以下本文拟以王安石为核心，从六个方面论述新文献——出土墓志与宋代文学研究新空间的拓展[4]。

一、作家行实与重要作品

宋代文学家通常是兼具文人、官员、学者等多重身份的社会精英。他们的生平事迹，往往见于《宋史》中的人物列传及《儒林传》《文苑传》；又或者作为乡贤、名宦、高士，其佚闻趣事、政绩文章略载于各地方志、笔记**中。但由于国史、实录、地方志、笔记等著述的体例与编撰意图所限，以上文献不会详尽无遗地记载他们所有的行实事迹，而是有所选择、有所去取。新出墓志可以提供新的材料，弥补各类史传的不足，重建文学家生平中一些遗失、湮没的环节。

例如，关于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相关研究已连篇累牍。一般认为，其生平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已相当清楚。其实不然。王安石的事迹，主要见于《东都事略》卷七十九《王安石传》、《名臣碑传琬琰集》下卷十四《王荆**石传实录》、《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传》，以及《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熙宁三年四月至熙宁九年十月间（1070-1076）的记事。以上史料来源大半可追溯至元祐旧**，颇有诬枉；且其中所载，重点是熙宁变法间王安石的日常政务活动。至于王安石自庆历二年（1042）进士高第后历任地方州县的行实、交游、治绩等，相关记载极为阙乏，导致对他早期文学作品的研究，缺乏详实的背景支撑。新出《宋故汪君庄氏墓志铭》提供了他知鄞县任上移风易俗、推行土葬的举措：

其后一日，元吉告其子弟曰：“予以明之为俗，狃于无教，其亲**，则举而委之于火，故予父母者皆不克葬，此予所以抱无涯之恨也。及王**石之为鄞，其民稍稍知送**之礼。”[5]

墓主之子，是明州司法吏汪元吉。仁宗皇祐二年（1050）春，王安石离任鄞县，曾向两浙转运使孙甫推荐汪：“为吏亷平，州人无贤不肖，皆推信其行。喜近文史，而尤明吏事，有《论利害事》一编……傥可以收备从吏役，使有仕进之望乎？”[6]明州濒海，北宋时火葬流行，有违儒家葬仪。据汪元吉所言，自王安石知鄞，鄞民始知送**之礼。这稍可弥补《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传》记载之简略，更完整地呈现出王安石知鄞的政绩。同时，墓志所载也即他的散文名篇《闵习》的写作背景：

父母**，则燔而捐之水中，其不可明也。禁使葬之，其无不可亦明也。然而吏相与非之乎上，民相与怪之乎下，盖其习之久也，则至于戕贼父母而无以为不可，顾曰禁之不可也。呜呼！吾是以见先王之道难行也……先王之道，不皆若禁使葬之之易行也。呜呼！吾是以见先王之道难行也。[7]

二者相互印证，体现出北宋庆历时期深受儒学复兴**影响的士大夫以先王之道为鹄的，在地方上移风易俗、推行儒家教化文明的努力。

鄞县任满后，王安石辞试馆职，于皇祐三年（1051）九月通判舒州。这一期间的经历，《宋史》《东都事略》等史传均付诸阙如。吕南公《故袁州李君墓志铭》记载了王安石在舒州“躬尚俭素，僚佐皆强效之”的生活作风，这与宋代笔记中所载他诸多简朴砺行的佚事相符。更可贵的是，这篇墓志从侧面反映出王安石倅舒时的救灾之政：

舒大饥，日开常平仓，饥民竞籴相轧，有老妪踣**，众躏其尸脱面皮。州闻之怒，议劾仓官不能约勒。君请见曰：“按皮生而脱，则既**必挛缩。今妪皮柔伸引覆无缺然，则妪饥**而尸仆，众不知其见躏，非躏而**之也。”介甫曰：“司理说是。”州怒乃息。[8]

墓主李冕于皇祐年间曾任舒州司理参军，为王安石下属。墓志所述，固然是为了凸显李冕直言敢谏的品格，但若与王安石《与孟逸秘校书四》相互参阅，便可见吉光片羽之可珍：

岁饥如此，幸得贤令君相与为治，宜不至有失所者。然闻富室之藏，尚有所闭而未发者。切以谓方今之急，阁下宜勉数日之劳，躬往隐括而发之，裁其价以予民。损有余以补不足，天之道也，悠悠之议，恐不足恤，在力行之而已。[9]

书中督促孟逸设法隐括富室之藏，裁价予民，以救饥荒，体现了王安石“损有余以补不足”的救灾思想。根据《故袁州李君墓志铭》提供的珍贵线索，便可复原出当时舒州大饥，王安石作为通判辅助知州开仓赈饥的历史场景。这不仅填补了王安石生平中被湮没的一段重要史实，弥补了《宋史》等史传之阙，而且对于理解他政治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对于一些宋代文学家生平中的疑难问题，新出墓志可以提供一锤定音的铁证，使之定谳。比如王安国卒年。王安国与其兄安石、弟安礼并称“临川三王”，是北宋著名诗人，也是引发新**内讧的一个重要角色。据王安石撰《王平甫墓志》载，王安国卒于熙宁七年（1074）八月十七日：“官止于大理寺丞，年止于四十七，以熙宁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越元丰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江宁府钟山母楚国太夫人墓左百有十六步。”[10]但《长编》卷二百七十七熙宁九年（1076）七月己卯载：“复放归田里人王安国为大理寺丞、江宁府监当。命下而安国病**矣。”[11]据此，则王安国当卒于熙宁九年（1076）七月二十五日以后。就史料的来源、价值而言，《王平甫墓志》和《长编》都颇具权威性，而两说抵牾如此，导致学界莫衷一是。2007年，洛阳新出土王安国撰《尚书屯田员外郎张君墓志铭》。墓主张庚，卒于皇祐元年（1049）六月十七日，“旅殡于和州”。此后，其子张云卿于“熙宁八年四月乙酉，葬君于河南府河南县杜泽原，而云卿谋所以显亲于不泯者，乃来京师乞余铭。”[12]据此，则《王平甫墓志铭》所载王安国卒于“熙宁七年”必误。再辅以王安石《中使传宣抚问并赐汤药及抚慰安国弟亡谢表》、曾巩《祭王平甫文》等其他史料，可推断王安国卒于熙宁十年（1077）八月十七日，墓志中“七”当为“十”之讹[13]。

对于宋代文学史上一些重要作品的作年、背景，还有涉及的重大文学史实，新出墓志的价值堪称独一无二。例如，北宋中期，正当韩愈名声如日中天时，突然出现了一部《韩退之别传》，以对话体裁记载韩愈被贬潮州后见到大颠和尚，被其禅理机锋折服，一改辟佛之志，转尊佛理。此书与当时流行的尊韩反佛**相悖，引起极大反响，南宋以后风靡禅林。但书的作者及背景，时人不甚了了，或以为好事者无聊之举：“所示《退之别传》，且欲质之某，某何人敢当此耶？然反复观《别传》，诚非退之语也，好事者为之耳。”[14]与之相关的是欧阳修所作跋语的真伪，以及晚年对佛教的态度问题。朱熹曾引诸家之说予以考辨，也未能确证：

今所谓《别传》者，洪氏《辩证》云：“《别传》载公与大颠往复之语，深诋退之，其言多近世经义之说。又伪作永叔跋云：‘使退之复生，不能自解免。’吴源明云：‘徐君平见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方氏又云：“周端礼曰：‘徐安国自言年二十三四时戏为此，今悔之无及。’”然则其为徐作无疑矣。但君平字安道，而方云安国，未知便是君平否耳？[15]

今南京新出土龚原撰《宋故朝奉大夫京西路计度转运副使兼劝农使护军赐绯鱼袋借紫徐君墓志铭》曰：

君姓徐氏，讳君平，字安道。其先著籍润州金坛，自高大父仕南唐，始徙金陵，故今为上元人……尝作《韩退之别传》，王文公尤称之。[16]

据此，则引起后世纷纭聚讼的《韩退之别传》，即徐君平所撰。徐君平，字安道，王安石高足[17]。北宋后期，因徽宗两度下诏禁中外士人不许以“君”、“天”等为名，故“君”缺笔为“尹”[18]，文献中或作徐尹平、徐安道等等不一。徐君平撰此《别传》，是为了响应王安石对韩愈的批评。

至于署名欧阳修的《书韩文公别传后》，一向被视为他改变斥佛态度的关键材料：

要之，答退之之书，其文俚，而《别传》则非深达先王之法言者莫能为也……噫！浮屠之说流于今而愈盛者，岂其道诚不可改而天卒相与之耶？吾所不能测也。庐陵欧阳修题。[19]

文曰“予官琅琊，有以《退之别传》相视者”，则庆历五年至八年（1045—1048）欧阳修被贬滁州期间，已经得见《别传》。然据《徐君墓志铭》所载“元符二年正月庚午，卒于太原府之官舍，享年五十有七”，徐君平应当生于庆历二年（1042），庆历五年时年仅三岁，绝无可能撰写《别传》。由此可知，《书韩文公别传后》必为伪托之作[20]。两宋之际，甚至还有僧人撰写《欧阳修别传》，编造欧阳修被居讷和尚折服，心向佛教。其机杼手法，与《韩退之别传》全同，当是模仿之作。二者都是佛**或一些服膺佛教的儒家士人，对北宋中期古文家排斥佛教的反击。

二 家族、**争与文学

受宋史界家族研究的影响，“家族与文学”一度成为宋代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名列“五朵金花”之一。近些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逐渐出现盛况难继的趋向。很多论著局囿于对家族成员作品的简单罗列、评价，未能深入把握家族文学写作的深层机制和细微脉络，再兼以研究理念落后、问题意识缺乏、研究模式单一，最终导致家族文学研究仅仅止于家族个案数量的增加，而缺少实质性的突破。通常而言，完整的家族文学研究应该包含五个要素，其中之一是相对完整的家族谱系及家族文献梳理。在这方面，新出墓志对未来研究的拓展推进之功不容低估。它有助于家族世系的全面呈现，纠正文集、族谱中的诸多讹误，甚至由此超越考证，走向深刻的历史文化阐释。

仍以王安石为例。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临川王氏家族，崛起于宋真宗朝，而辉煌于北宋后期。其家族世系情况，略见于曾巩《尚书都官员外郎王公墓志铭》、王安石《先大夫述》《王平甫墓志》《主客郎中知兴元王公墓志铭》，以及《临川三公王氏宗谱》等族谱[21]。根据这些文献，王安石的曾祖王明，不仕，祖父王用之。《王平甫墓志》载：“君临川王氏，讳安国，字平甫。赠太师、中书令讳明之曾孙，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讳用之之孙，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康国公讳益之子。”[22]各种临川王氏族谱皆同。但据2009年10月南京将军山南麓新出土王安石父亲**墓志铭，则“王明”当为“王德明”：“祖讳德明，赠职方员外郎。考讳□□□尉寺丞。母谢氏，永安县太君。”[23]文集所载固误，各类族谱、宗谱也不足据。又如王安石有二子，王雱（字元泽）和王旁。由于雱、旁形近音似，而王雱曾积极参预熙宁变法中，各种宋人笔记出于作者自身的政治立场，经常有意无意将患有精神疾病的王旁的事迹，移花接木到才华横溢的王雱身上，最终竟然导致王旁一系湮没无闻。然而南宋晁公遡《王少卿墓志铭》明确记载：

公讳珏，字德全，姓王氏……嗣子宜之录其行事以告于某，使铭其墓碑。某因得尽观公平生所为，而后益知公之于文公，犹苏氏之有威也，文公之名乃益暴白。呜呼！可谓孝矣。文公讳安石，守司空、赠太师。大父讳旁（滂），奉议郎、祕书省正字。父讳桐，承事郎、直龙图阁，累赠特进。[24]

墓主王珏字少卿，王旁之孙，王安石曾孙，高宗绍兴年间曾于杭州刊刻《临川先生文集》。此篇墓志，完整地记载了王安石——王旁——王桐——王珏——王宜之的五代谱系，与《至正金陵新志》卷十三所载王氏家族谱系完全吻合，可以纠正宋代文献中关于王雱的全部错误记述。同时，也可以此覈验江西抚州地区各种王氏族谱、宗谱所载之真伪。另外，据王安礼曾孙、南宋著名学者王厚之的墓碣、墓志，可复原出王安礼一枝的五代谱系：王安礼——王防——王榕——王瑊——王厚之[25]。由此，临川王氏家族在两宋间的传承、浮沉，基本可以得到完整复原，从而将相关研究推进一步。

王安石门生王迥家族墓志的面世，也引人注目。王迥属于北宋临城王氏，祖父王鬷，字小编综合认为，仁宗朝曾任参知政事，《宋史》卷二百九十一有传。《宋故赠户部尚书谥忠穆太原王公墓铭》详细记载了王鬷的家族世系、生平政事等[26]，可补史传之阙。王迥字子高，后改名蘧，字子开。他曾受学于王安石，熙宁初积极参预农田水利、免役诸法的制定。据说他早年曾与仙人周瑶英游芙蓉城，北宋中期流传甚广，时人胡微之撰《王子高传》记之。此即著名杂剧《王子高六么》故事之所本。此事扑朔迷离，真相不明，成为**古代戏剧的传统题材，而王子高之名也随戏剧形式的演变流传后世。《宋故中奉大夫太原王公墓铭》的面世，为了解这位男主角的传奇一生，提供了详尽的第一手资料；也为研究北宋中期传奇的写作、传播生态，提出了若干有趣的疑问。比如王迥改名，或以为由于遇仙事：“王子高遇芙蓉仙人事，举世皆知之。子高初名迥，后以传其词遍国中，于是改名蘧，易字子开。”[27]所改之名、字，出自苏轼《芙蓉城》：“仙风锵然韵流铃，蘧蘧形开如酒醒。”[28]而墓志则谓由于避讳：“公王氏，讳蘧，字子开，赵州临城县人。初讳迥，字子高，犯外祖名，奏易今讳。”[29]显然，这是曲饰，曲折反映出北宋中后期士林对王蘧遇仙之事的评价，耐人寻味。苏轼、王安石两大文豪先后作诗，吟咏此事，而寓讽劝之意[30]。王蘧有两弟：王适字子立，王遹字子敏。神宗元丰年间，他们兄弟三人与苏轼、苏辙交游密切，并结下姻亲。王适娶苏辙之女，其女后嫁苏轼之孙苏符。二苏文集中，有多篇诗文涉及。王蘧家族墓志的出土，对于了解北宋后期眉山苏氏家族的延续发展，很有帮助。

其他，如浙江绍兴会稽博物馆藏南宋著名诗人曾几家族墓志，浙江武义明昭山出土南宋著名诗人吕本中家族墓志，2008 年河南洛阳出土富弼家族墓志，2010年河南安阳出土韩琦家族墓志，2009年陕西蓝田县出土吕大防家族墓志，以及范仲淹家族中范钧、范埴、范纯诚、范纯粹母亲张氏、范纯礼妾马氏等墓志，北宋晁氏家族中晁宗简墓志、晁端仁夫人叶氏墓志、晁端义墓志、晁涣之墓志、晁临之墓志（晁损之撰），秦观家族中的秦咏及夫人墓志[31]，北宋俳谐诗人、参知政事石中立家族墓志，以上等等，都为宋代家族文学研究的深化，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对于了解宋代文学家的家族谱系、婚姻网络、社会交往、文化传承等，具有重大意义。

同是“五朵金花”之一，宋代**争与文学研究也遇到持续发展的瓶颈。除了“前期成果颇为优秀，要在短期内有新突破、新开拓，后继难为”[32]，以及研究理念方面未能及时跟进宋史学界近些年对**争概念、研究模式的反省之外，最大的问题是**争激化的哲宗、徽宗朝，文献史料较之仁、英、神三朝远为缺乏。特别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新**文献史料散佚严重，研究者往往感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新出墓志可从四个方面弥补这一缺陷。

第一，一些新出墓志可以完整地呈现出王安石的社会交游网络，以及熙宁变法中一些**的细节。如王安石知鄞县时，曾与楼郁、王致、杜醇、王说等地方士人书启往还，讨论县政、县学。此四人与杨适并称“明州五先生”，后世谓明州文教之盛，肇始于此。他们仕宦不显，生平事迹大都仅见于《四明志》等地方史乘。章国庆《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收舒亶撰《宋故明长史王公墓志铭》，详细记述了王说“以其学教授乡里三十余年”事迹，以及明州五先生之得名：“明有五先生，前则慈溪杨君适、杜君醇、王君致，其后则奉化楼君郁与先生其人也。”[33]《汇编》又收录杨适撰《宋故国君墓志铭》[34]、楼郁撰《宋故夫人洪氏墓志铭》[35]，所收丰稷撰《宋故奉议郎陈公墓志铭并盖》记载了王安石与明州望族陈誴兄弟的交游：“公讳誴，字深甫。陈氏为四明望族久矣……鄞人初未劝学，金紫帅先散金购书藏之家，延礼乡先生、四方之士教诸子弟。时荆国王公治鄞，公昆季从焉，荆公甚器之。”[36]晁损之撰《宋故南阳晁敬道墓志铭》，墓主晁涣之，字敬道。“王荆公退居金陵，敬道往见之，荆公与论名理之学，敬道益自负。”[37]他的祖父晁仲参通判舒州时，曾凿秋口浦枞阳渠，以避马当山罗刹石之险。这是王安石通判舒州时“所欲兴而不果”[38]的，故王安石撰《虞部郎中晁君墓志铭》表而出之[39]。晁涣之的父亲晁端仁，熙宁元年（1068）至江宁请王安石撰写亡父墓志铭。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荐晁端仁出使京东路：“遣使察访诸路，而京东以命邓润甫、吕升卿。两人素非知公，亦首辟之。既见，乃知出荆公意也。”[40]这三篇墓志，比较连贯地记述了王安石与晁氏父子三代的交往，从中可略窥官员荐举改官过程的人际润滑因素。2009年，山东东营出土《宋故朝奉郎致仕李君墓志铭》。墓主李祈，唐功臣李勣后裔，娴熟吏治。“熙宁间，方行新法，每以人才为难。而介甫相，因维瞻之奏，雅知公为能吏，将荐于朝，恐其遗忘，题姓名于屏上。会出守金陵，不果引用。”[41]这段记述，从侧面表现出王安石在变法期间对人才的汲汲以求，可与元符间哲宗与曾布的对话相互印证：

上云：“安石诚近世人所未见。”余云：“此非可与章惇、蔡卞同日而语。其孳孳于国事，寝食不忘，士人有一善可称，不问疏远、识与不识，即日召用。诚近世所无也。”[42]

第二，若干新**墓志出土，为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北宋后期**争、政治史提供了宝贵史料，有助于走出成王败寇的胜利者书写。《长编》中哲宗、徽宗两朝史事多有脱落，而《宋史》中为新**立传偏少，且以贬斥为主；再兼以众多新**文集、著述失传，学界对北宋后期历史的认知，所据文献大都出自旧**之手，或经旧**后裔的改写。新出的一些新**墓志，撰者的政治倾向基本相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以上史料的不足及片面性。如新**成员张穆之、熊本、刘瑾、程邻、程节、徐君平、徐铎、杨畏等墓志，既提供了这些北宋后期重要政治人物的第一手文献，又提供了另一种褒扬新法的叙事视角。其中固然不无溢美、夸饰，却也与以批判新法基调的史料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拓展了历史认识的立体化。又如新**干将王孝先，曾历任都水监丞、提点永兴军路刑狱、大理寺卿、都水使者等要职，《宋史》不予立传。新出赵挺之撰《王公墓志铭》，则详细记述了他一生的事迹。熙宁年间，王孝先任都水监丞，于河中府创置官庄及淤田，卓有成效[43]。元丰三年（1080）春，王孝先因奉命推劾高遵裕借请结籴边储钱违法回易之事，“观望不尽力”[44]，自提点永兴军路刑狱降知邠州。对此，《长编》卷三百二元丰三年（1080）二月壬寅条载：“提点永兴军等路刑狱、驾部员外郎王孝先知邠州。孝先上淤田营田司自熙宁七年至十年费钱十五万五千四百余缗。”所费之钱，似乎表明孝先贬官是由于淤田司耗费太甚，而无实绩。李焘注曰：“此事当考。不知淤田费用，与孝先知邠州有何关涉，今但依实录附此。”[45]《王公墓志铭》则着重记述了王孝先淤田的功绩，以及他除知邠州的原因：

时神考励精庶政，相国王文公深求天下厉害，以水利事知公，公乃条河中府污谷及同、解地，按古迹可引诸水灌溉以为利。文公亟请于上，诏遣公领其事。逾年，变泻卤地万顷为良田。公又因请仿赵充国营田法，募民耕耘，以助关中馈饷，于今赖焉。再期，除提点永兴军等路刑狱公事……然公所至率以宽平为治，时有它使者方急功利，阴害之，造为飞语以中公，就除知邠州。[46]

所谓“以宽平为治”，便是《长编》“观望不尽力”的委婉之辞。《墓志》所载，既落实了王孝先降知邠州的原因，又弥补了《长编》对淤田政绩的疏漏；同时，也映衬出《长编》在记述淤田时偏向旧**的立场。

第三，一些新出墓志涉及熙宁新法的具体实施，呈现出历史过程中细致的肌理脉络。如王慎言撰《姚府君墓志铭并序》，墓主姚奭：

丞相富公（弼）举长谏诤侍丛之任。未几，富公复秉大政，未及进用，授命提点梓州路刑罚公事……时青苗法初下州郡，民情恟恟，莫知攸济。君乃言曰：“报国以忠，不以私徇。若遂不言，无乃欺君乎？言之获罪，**且何避！”于是悉条利害以献，章奏不绝。虽未能罢其事，一路闻之，无不多之。[47]

乍看来，这方墓志叙述了青苗法在地方上的施行情况，印证了《长编》、《宋史》等对青苗法弊端的记载。然而，墓主曾受三朝宰相富弼的推荐，而富弼熙宁四年（1071）因沮格青苗法致仕，震动朝野。墓志所述究竟是实录，抑或是无意中透露出政争中的派系行为，令人遐想不已。又如张太宁撰《宋故李隐君墓志铭》，呈现出熙宁年间免役法颁行过程中的朝野互动。墓主李诫，四川成都人，“平居慨然有致君泽民之意。尝谓天下农民困于徭役之不均……遂著《平徭刍录》数千言，其法以量民之产随赋均取，还以禄愿仕于公之人，以代农役。书成，上府尹韩康公。康公大称之，曰：‘某幸若执政，必当行之。’”熙宁二年（1069），神宗下诏访求役法利害，欲变差役之弊。李诫上《平徭书》及《指掌书》万余言，翌年又上《均安辩议》：

其言盖稽孔子所谓“均无贫，安无倾”以为之法，假立问答凡五十有五，终始条例，曲尽均役之利。又上《大道一致书》、《大中致用书》及奏议一十四篇，亦数万言，大率以安民富国为本……及朝廷行免役新政，诏命有司参议立法。其士大夫得隐君绪余，缘饰以献，由是进擢者不可胜计。[48]

韩康公即韩绛，嘉祐、治平间守成都[49]。神宗即位后，韩绛上奏，请求改革役法。据《墓志》所载，这是受到李诫上书的启示。而熙宁初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募役法，也吸取了李诫的许多建议。墓志所言，或有溢美的成分，但至少从侧面印证了免役法的出台，绝非王安石等新**的率尔举措，而是经过了朝野上下、官民之间交流互动，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第四，新**成员撰写的墓志陆续出土，有助于全面了解这一群体的文学成就。明代胡应麟曾指出：“宋世人才之盛，亡出庆历、熙宁间，大都尽入欧、苏、王三氏门下。”[50]其中以王安石为首的新**，不仅在政坛上盘根错节纵横捭阖，文学写作方面也成就斐然。如新**魁首章惇、蔡京、蔡卞、吕惠卿等，皆堪称文坛作手[51]。只可惜南宋以后，这一群体的文集大都散佚不传，妨碍了我们对北宋后期文坛的整体认知。近些年来新出新**所撰墓志有：蔡京《宋宗室左班殿直妻范氏墓志铭》[52]、《宋宗室三班奉职（赵子荐）墓记》[53]、《宋宗室右监门卫大将军男（赵不挟）墓记》[54]、《苏氏夫人墓志》[55]；蔡卞《宋宗室右武卫大将军第二男三班奉职不矜墓志》[56]、《宋故左通直郎致仕刘君墓志铭》[57]；章惇《宋宗室右千牛卫将军士诗第四子墓记》[58]；安焘《宋彰德军节度使北京留守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懿恪王公墓铭》[59]；舒亶《宋故丁氏夫人墓志铭》[60]、《宋故吴氏夫人墓志铭》[61]、《宋太医李君墓志铭》[62]；杨畏《宋中散大夫致仕吴公墓志铭》[63]、《宋右领军卫将军致仕骑都尉罗公墓志铭》[64]、《宋故右班殿直朱侯墓志铭》[65]；李清臣《宋故冯翊郡太君张氏墓志铭》[66]；蒋之奇《宋皇叔故燕王墓志铭》[67]；耿南仲《宋齐安郡君向氏墓铭》[68]等等。它们的出土，为全面研究北宋后期新**群体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也有助于《全宋文》等大型文献总集的补遗工作。

三、书写与辨伪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墓志的研究通常集中在三个层面：史料考订、墓志义例和文物鉴赏。后者姑且不论。史料考订，主要是利用墓志中关于人物生平事迹、朝代制度、历史事件的记载，来补充、纠正史传中的相关记载，这是墓志研究的主流。墓志义例的研究以“金石三例”等著述为代表，通过搜集胪列各朝传世及出土的墓志，来归纳其文体格式，为日常生活的墓志写作提供模板。近些年，一些研究者受到“历史书写”潮流的影响，开始围绕墓志的双重作者——即撰者与请托者间的分歧互动，逐渐关注墓志的书写问题[69]。它包括墓志的撰写理念、心态、笔法等等，乃至墓志撰写与政治文化、权力关系间的关联，摆脱证史、订史的传统藩篱，走向历史诠释。新出宋代墓志，在这方面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例如，庆历七年（1047），王安石请求好友曾巩为父亲**撰写墓志铭。于是曾巩以王安石提供的《先大夫述》为基础，撰成《尚书都官员外郎王公墓志铭》：“吾又与安石友，故得知公事最详。其将葬也，使者以安石之述来请铭，遂为之铭。”[70]但曾巩删改了《先大夫述》中对**为官影响力的一些称颂，包括“判官滩”之名因**而来；**在知新淦县后“三十年，吏民称说如公在”；胡瑗将**韶州之政写入《政范》等等。对此，王安石颇为不满，又致书另一位挚友孙侔，请他别撰墓碣，欲立于墓门：

先人铭固尝用子固文，但事有缺略，向时忘与议定。又有一事，须至别作，然不可以书传。某与子固，亦可以忘形迹矣，而正之云然，则某不敢易矣。虽然，告正之作一碣，立于墓门，使先人之名德不泯，幸矣。[71]

2009年10月南京江宁区将军山南麓出土**墓志铭，曰：“安石以侔友，故来告□侔□铭。”[72]据此，王安石最终将曾巩所撰弃而不用，另请孙侔重撰墓铭，刻石入土；曾巩所撰，仅存于其文集。数年后，王安石应邀为好友钱公辅母亲撰写墓志。丧家不满墓志中未提及墓主之子中甲科、位通判等事项，来信协商，请求修改补充。王安石却断然拒绝[73]。这两起事件，颇为生动地展示出宋代墓志撰写中丧家与撰者间的冲突。它不宜仅仅视为王安石倔强执拗的个性使然，而是与稍后欧阳修撰写范仲淹神道碑、尹师鲁墓志铭所引起的**一样，反映出宋代墓志书写过程中丧家与撰者争夺墓志话语权的努力。丧家自然希望撰者完全按照己方提供的墓主行状等材料撰写墓志，凭借撰者的名望、地位，阐扬墓主的功绩。撰者则希望摆脱程式化的书写模式和谀墓的嫌疑，撰写时凸显出个人的独特理念和构思，赋予墓志作品以道德训诫等意味，提高墓志的文体地位：“向史传靠拢，尽可能客观真实地记载墓主生平，承担起道德教化之功，而不宜仅仅停留在为墓主歌功颂德以及抚慰墓主家属，为其代抒悲痛之情。”[74]王安石在拒绝钱公辅修改其母墓志时，固然坚持“鄙文自有意义，不可改也，宜以见还”，曾巩又何尝不然？

墓志的撰写深受特定时代政治氛围的影响。王安石去世时，正值元祐更化。他所建立的新法几乎被全部废除，新**重臣蔡确、章惇、吕惠卿等人也陆续遭到重贬。在这种情势下，为王安石撰写墓铭，无疑要冒极高的政治风险。在传世文献中，居然“找不到有关王安石行状、墓志铭的任何蛛丝马迹”，“只载有仅能证明其为王介甫墓的一段简单文字的刻石”[75]。

无独有偶，王安石的**杨畏“进于元丰，显于元祐，迁于绍圣”，“倾危反覆， 周流不穷 ，虽仪、秦纵横，无以尚之”，天下目为“杨三变”[76]。他政和四年（1114）下葬时，墓志仅题“宋故宝文阁待制赠太中大夫杨畏子安之墓 政和甲午三月戊辰朔廿八日癸卯葬”而已，其他行实、履历，居然一片空白。由此可见，北宋哲宗、徽宗朝的政治氛围对于墓志撰写之影响。宣和六年（1124），杨畏后妻王氏去世，其墓志铭赫然记载：

杨公自昔立朝，志在裕陵。会元祐更法，公为御史，明目张胆，推明国是，多所排击，时论称之。绍圣间，谋帅，自吏部侍郎以宝文阁待制守常山。其后进退逡巡，请宫祠居洛，垂二十年，处之裕如……政和癸巳，朝廷亟召，而遽以疾不幸矣，士论惜之。[77]

这种笔法，旁逸叙出，以插叙的方式，为墓主之夫杨畏一生的政治立场作出辩护。它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杨畏墓志的空白，反映了翻覆不定的新旧**争与墓志书写间的互动。

又如，三朝名臣富弼，熙宁初曾激烈抨击新法。他去世后，神宗属意韩维（字持国）撰写墓志。韩缜（韩维之弟）“具闻此语，汗流浃背。于是亟遣介走报持国于汝州，曰：‘虽其家以是相嘱，慎勿许之，不然，且获罪。”[78]最终韩维撰写的墓志，以近一半的篇幅叙述富弼使辽，却极力淡化富弼在熙宁期间反对青苗法以及对各项新法的批评，仅曰：“赵济言公于青苗法不行。除左仆射、判汝州。再上章，愿归洛养疾。许之。”[79]至哲宗元祐元年（1086），旧**执政，尽废新法，苏轼撰富弼神道碑，则对以上内容详加叙述：

时方行青苗息钱法。公以谓此法行，则财聚于上，人散于下。且富民不愿请，愿请者皆贫民，后不可复得。故持之不行。而提举常平仓赵济劾公以大臣格新法，新法行当自贵近者始，若置而不问，无以令天下。乃除左仆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晓，不可以复治郡，愿归洛养疾。”许之。[80]

二者对勘，则墓志叙述中的凸显、隐没、详略，一目了然。这种笔法，显然是刻意为之，体现出**争对墓志书写的深度干涉。

第三，应予注意的是，随着新出墓志的日益增多，市面上宋代墓志的作伪也屡屡出现。研究者必须保持警惕，对新文献史料的利用与辨伪存真，应当同步进行。例如对新出墓志或拓片的辨伪。笔者近日所见《宋故前尚书祠部员外郎宋君夫人俞氏墓志铭》拓片，墓主俞氏，钱忠彦之母，“其先家杭之临安，世仕钱氏。”墓志署为：朝奉郎、□□□□□郎中、知商州军州兼管内劝农、提点金场坑冶务公事、轻车都尉、赐绯鱼袋、借紫王安石撰并书[81]。此文不见于《文集》，《全宋文》等也未收录。考王安石履历，从未担任过“知商州军州”。据此结衔，“王安石”三字必为好事者挖改，以此牟利。又如，2013年江西东乡县某村民出示一方《吴氏女子墓志铭》，文曰：

临川蔡氏妇，乡邑吴氏女子，其父谓安石甥也。嫁蔡氏一年，以庆历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卒，得年二十，进士蔡禀，其夫也，无子。冬十一月丙午，葬于归德乡外举西源。女子聪慧以和，内外族皆爱之。嫁而事舅姑，无违。其卒也，其舅姑得讣，哭之悲，使其子王安石志其始。

墓志文词粗糙，称谓混乱，必是低劣伪刻[82]。

对于明代以后各类家谱、族谱中的墓志碑文，尤当慎之又慎。众所周知，与史传、别集等相比，家谱类资料在整体上的可信度最低。即便其中相对可靠的家族行状、墓志铭，也往往充满陷阱。例如，有学者曾引用《甘坑王氏九修族谱》载《临川王文公国柱元勋之碑》考证王安石墓葬迁移之事，文曰：

推诚保德崇仁翼戴功臣、持节都督洪州诸军、镇南节度管内观察处置使、金紫光禄大夫、尚书行特进检校司空使、加封荆国公、食邑五千五百户、实封二千二百户、谥曰文王公以元年月日葬江宁府上元县钟山之原。弟安礼具状来请铭，以作公碑……公讳安石，字介甫，以天禧三年己未生，有异质，读书过目成诵不忘。稍长，耻为俗儒，潜心经术，务求圣人之道，群书博极，检身藻行，无一毫声色货利之欲，卓然以道德匡济为己任，而才力气魄盖一世。为文甚敏。[83]

此文当为明代以后伪撰。王安石生于真宗天禧五年（1021），而此碑曰“以天禧三年己未生”，盖因《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传》曰：“哲宗立，加司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然“八”，实为“六”之讹。“读书过目成诵不忘”，也是剽自《王安石传》。“无一毫声色货利之欲”，则剽自南宋陆九渊《荆国王文公祠堂记》[84]。至于“推诚保德崇仁翼戴功臣、持节都督洪州诸军、镇南节度管内观察处置使、金紫光禄大夫、尚书行特进检校司空使、加封荆国公”等官衔，更是与王安石罢相后的官衔不合，略检《长编》即可一目了然。作伪者当是瞅准王安石去世后没有行状、墓志、神道碑传世的空隙，造作此碑，证明王安石墓葬于明代迁移江西。又如陈国仕《丰州集稿》卷十四收《宋朝散大夫授光禄卿知怀州军兼管内河堤劝农使上骑都尉中都县开国子爵食邑六百户赐金紫袋吕公墓铭》。墓主吕璹，吕惠卿之父。撰者署作“朝散大夫兼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太原郡开国侯爵、食邑一千二百户、护军、赐金紫鱼袋王安石。”志文曰：“方将有为，而君以熙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病起，遂告终于州宅，寝疾八日而终，时年六十四。”[85]据《墓铭》，吕璹卒于熙宁三年（1070）九月五日。然据《长编》卷二百十五熙宁三年九月戊子朔所载，吕惠卿九月一日因父丧去位：“惠卿是日以父丧去位。”李焘注曰：“《实录》于八月十七日书：‘光禄卿吕璹卒。’而司马《日记》乃于九月一日记惠卿遭父丧。盖璹卒或在他处，恵卿九月一日始闻之也。”二者扞格。又《墓志》曰“长子惠卿，官至参知政事”，“惠卿等以熙宁四年葬公，墓在南安县康安乡礼顺里之原。”然吕惠卿熙宁七年（1074）四月方除参知政事，此时王安石早已自参知政事（熙宁二年二月至熙宁三年十二月）任宰相数年，结衔岂会署作“参知政事”？此墓志当是伪作。

利用墓志史料，也可对族谱、地方志中的相关记载进行比勘，从而对后者的文献来源、真实程度进行准确认识，激活其中的有用信息，去伪存真。上文所引南宋晁公溯《王少卿墓志铭》载王安石次子王旁的世系，与《至正金陵新志》所载若合符契，由此也可旁推其中对王安仁、王安国等王氏兄弟谱系的记载，也比较可靠。这是因为王安上的八世孙王云起一直居住在金陵，其侄王垕，“今居蒋山坟庵，集王氏家谱甚详核”[86]。《新志》编者，获见此谱，故对王氏世系的记载相对可信。又如新出《宋蒋户曹墓记》载鄞人蒋浚明：

大礼，蒙恩补太庙庙郎。通晓法律，识者皆一时达人。荐试，名稍上，调主江宁府溧阳县簿。在官称廉能，令赖以治，先正舒王每爱其才。再选无为军司户，未赴，遂拂衣以归。[87]

而《（光绪）奉化县志》卷二十三载浚明：

游丰稷门。神宗时诣阙，上书论君子小人之**，言极剀切。上嘉纳之。授溧阳主簿，辞弗就。后以稷荐除大理评事，迁尚书金部员外郎，抗疏排新法被斥，将谪远州。稷以其母老，力争之，授无为军司户，迁建康户曹。以寿终。累赠金紫光禄大夫。[88]

墓志撰于徽宗政和七年（1117）墓主下葬时。二者相比，墓志简明扼要地叙述了蒋浚明的一生，对他任溧阳县簿时的政绩予以表彰，并点明任上受到前守王安石的赏识。而《奉化县志》却不仅在履历上与墓志诸多不合，如谓蒋“辞弗就”溧阳县主簿、因丰稷所荐除大理评事、迁金部员外郎等；而且将这种履历变迁置于新旧**争的叙事框架和情节结构中，赋予了反抗新法的道德意义。这种叙事逻辑，明显出于南宋以后否定批判王安石变法的主流意识形态，篡改、伪造之迹甚明，恐不足信。

小 结

唐代新出墓志的研究，已经非常繁荣，以至于不涉墓志，似乎从事唐代文学研究就不算预流。相形之下，宋代文学研究中对墓志的利用，显得比较沉闷。这或许是由于宋代的传世文献相对齐全，各类总集、别集的整理成果比较丰硕，对于新出文献的依赖性较低。不过，随着研究群体的日渐扩大，研究选题的日益逼仄，以及大数据时代对研究者学术功底的要求与日俱增，新出墓志作为宋代最主要的新文献载体之一，理应会受到越来越多学人的重视，从而与域外汉籍一样，有望成为未来研究中最具潜力的增长点。通过与纸质文献的互证，它可以激活支离琐碎的史料片段，发现若干被湮没的文学史细节，拼凑出更加完整的文学写作场景。它可以引导研究者重新审视、深化、纠正一些已经习以为常的定论，**新的议题产生，进而对宋代文学史的演进提供更精确的诠释。

当然，作为一种日常应用性文体，墓志始终要受到“隐恶扬善”的内在本质，以及格式化的书写特点、人际交往的文体功能等制约。它并不是一种客观中立的文本。它所承载的信息，只能是部分的真实。这一点也是毋庸讳言的，而在利用宋代新出墓志的过程中，应予时时警省。

[1] 张剑：《新世纪宋代文学研究的走向与问题》，《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

[2] 《第七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前言》，2011年，未刊稿。

[3] 《第七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前言》。

[4] 关于宋代新出墓志的收录情况，可见何新所：《宋代石刻文献刍论》，载氏编《新出宋代墓志碑刻辑录·前言》（以下简称《辑录》），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年版。另，本文所引墓志中，有两篇出自文集，属于传世文献；因系笔者首次运用，姑且纳入文中。

[5] 此墓志拓片尚未公布，承浙江省考古所郑嘉励先生惠赐，谨此致谢！

[6]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六（以下简称《文集》）《上浙漕孙司谏荐人书》，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第808页。

[7] 《文集》卷六十九，第738页。

[8] 吕南公《灌园集》卷二十《故袁州李君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 《文集》卷七十八，第823页。

[10] 《文集》卷九十一，第947页。

[1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七十七，北京：中华书局年1979版，第6772页。

[12] 拓片见郭茂育、顾涛：《新出土宋代张庚墓志铭》，《书法》2014年第2期，第34—41页。

[13] 详细考证，可见刘成国《新出土尚书屯田员外郎张君墓志铭与王安国卒年新证》，《历史文献研究》2018年第2期，第127—130页。

[14] 许景衡：《横塘集》卷十五《答义仲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479页。

[15] 《昌黎先生集考异》，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94页。

[16] 《新**出土墓志·江苏·南京》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33—34页。此篇承杭州市**魏峰先生赐示，谨此致谢。

[17] 葛胜仲《丹阳集》卷十四《徐太令人葛氏墓志铭》：“太令人常州江阴葛氏……金陵徐君安道受经舒王，以才识为髙第，中治平某年进士甲科，隐然有隽杰之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 洪迈《容斋续笔》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69页。

[19] 《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五十五，北京：中华书局 2001年版，第 6 册，第 2581页。

[20] 具体考证，可见朱学博：《欧阳修韩文公别传后序辨伪》，《文学遗产》2019年第4期，第183—185页。

[21] 相关研究，可见傅林辉：《王安石世系传论》，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汤江浩：《北宋临川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北京：**文学出版2005年版。此二书都大量使用各种王氏族谱，其实并不可靠。

[22] 《文集》卷九十一，第947页。

[23] 马涛、许志强：《将军山北宋王安石家族葬地及相关问题研究》，《江宁春秋》第13辑，南京：南京出版2013年版。墓志拓片，承郑嘉励先生惠赐，谨此致谢。

[24] 《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卷五十四，舒大刚主编：《宋集珍本丛刊》，北京：线装书局２004年版，第45册，第799页。

[25] 《诸暨摩崖碑刻集成·王厚之墓碣》，杭州：西泠印社2017年版，第383页。此承魏峰兄赐示，谨此致谢！

[26] 拓片见谢飞、张志忠、杨超著：《北宋临城王氏家族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页。

[27] 王明清 《玉照新志》卷一，戴建国主编：《全宋笔记》第6编第2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页。

[28] 《苏轼诗集》卷十六《芙蓉城》，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10页。

[29] 《北宋临城王氏家族墓志》，第176页。

[30] 《苏轼诗集》卷十六《芙蓉城》：“世传王迥子髙与仙人周瑶英游芙蓉城。元丰元年三月，余始识子髙，问之，信然。乃作此诗，极其情而归之正，亦变风止乎礼义之意也。”施注：“此诗王荆公尝和之，首云：‘神仙出没藏杳冥，帝遣万鬼驱六丁。’尝为俞紫芝诵之，紫芝请书于纸，荆公曰：‘此戏耳，不可以为训。’故不传。”第807页。

[31] 拓片见王潇潇、**等：《五代北宋高邮秦氏家族世系研究》，《东南文化》2018年第4期，第57—67页。

[32] 《第七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前言》。

[33] 拓片见章国庆：《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第87页。

[34] 拓片见《汇编》，第73页。

[35] 拓片见《汇编》，第74页。

[36] 拓片见《汇编》，第111页。

[37] 拓片见《辑录》，第313页。

[38] 晁补之：《鸡肋集》卷六十七《朝请大夫致仕晁公墓志铭》，《四部丛刊》本。

[39] 《文集》卷九十六，第995页。

[40] 晁补之：《鸡肋集》卷六十七《朝请大夫致仕晁公墓志铭》。

[41] 李森：《山东广饶县发现的北宋李祈墓志及相关问题》，《齐鲁文化研究》第十二辑，第59—64页。

[42] 《长编》卷五百十八元符二年（1099）十一月庚辰，第12331页。

[43] 《长编》卷二百八十熙宁十年（1077）春正月丙子：“知河中府、兵部员外郎、直史馆陆经为集贤殿修撰再任。以上批‘河中府有王孝先，创置官庄及淤田、**等事，须藉长吏协力应副。闻经在彼尽力，可优奖令再任’故也。”第6854页。

[44] 《长编》卷二百九十八元丰二年（1079）五月乙未，第7252页。

[45] 《长编》卷三百二元丰三年二月壬寅，第7352页。

[46] 拓片见《辑录》第316页。

[47] 拓片见《辑录》，第199页。

[48] 拓片见《辑录》，第270页。

[49] 李之亮：《宋川陕大郡守臣易**》，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15页。

[50] 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11页。

[51] 相关研究，可见沈松勤《论王安石与新**作家群》，《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77—83页。

[52] 拓片见《辑录》，第323页。

[53] 拓片见《辑录》，第324页。

[54] 拓片见《辑录》，第325页。

[55] 此拓片尚未公布，承何新所先生赐示，谨此致谢。

[56] 拓片见《辑录》，第299页。

[57] 刘平生：《蔡卞撰宋刘士安墓志铭》，《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第286—288页。

[58] 拓片见《辑录》，第225页。

[59] 拓片见《辑释》，第306页。

[60] 拓片见《汇编》，第75页。

[61] 拓片见《汇编》，第105-106页。

[62] 拓片见《汇编》，第107页。

[63] 拓片见《辑录》，第263页。

[64] 拓片见《辑录》，第259页。

[65] 拓片见《辑释》，第352页。

[66] 拓片见《辑录》，第332页。

[67] 拓片见《辑释》，第374页。

[68] 拓片见《辑释》，第312页。

[69] 相关研究，可见刘静贞：《北宋前期墓志书写活动初探》，《东吴大学历史学报》第11期，第59-82页；刘成国：《北宋**争与碑志初探》，《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第35-42页；柳立言：《苏轼乳母任采莲墓志铭所反映的历史变化》，《**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105-118页；邱佳慧：《从“请铭”与“撰铭”探究宋代社会的伦常关系》，《东华人文学报》第12期， 第8-10页；仝相卿：《宋代墓志碑铭撰写中的政治因素——以北宋孔道辅为例》，《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78-84页；《欧阳修撰写范仲淹神道碑理念探析》，《史学月刊》2015年10期，第60-69页；王瑞来：《范吕解仇公案再探讨》，《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54-67页；赵冬梅：《试论北宋中后期的碑志书写——以司马光晚年改辙拒作碑志为中心》，王晴佳、李隆国主编：《断裂与转型：帝国之后的亚欧历史与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60-384页。

[70] 《曾巩集》卷四十四《尚书都官员外郎王公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00页。

[71] 《文集》卷七十七《与孙侔书》，第813页。

[72] 《将军山北宋王安石家族葬地及相关问题的探讨》，第39页。

[73] 《文集》卷七十四《答钱公辅学士书》，第787页。

[74] 刘成国：《北宋**争与碑志初探》，《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第35页。

[75] 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页。

[76] 《宋史》卷三百五十五《杨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84-1185页。

[77] 王纯：《宋故硕人王氏墓志铭》，拓片见《辑释》，第493页。

[78] 徐度：《却扫编》卷上，《全宋笔记》第3编第10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32页。

[79] 韩维：《南阳集》卷二十九《富文忠公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于”字，拓片作“格”，当是上石时丧家所改。纸本收入撰者文集，当时便流传于世。二者相较，更可见韩维撰文时的谨慎心态及用笔轻重。《宋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致仕韩国公赠太尉谥文忠富公墓铭》拓片见《辑录》，第241页。

[80] 《苏轼文集》卷十八《富郑公神道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4—535页。

[81] 此拓片尚未公布，承郑嘉励先生赐示，谨此致谢。

[82] 此拓片尚未公布。2019年6月，笔者至东乡县考察，获悉这确是伪刻。

[83] 郑晓江、吴定安：《王安石墓葬考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2期。

[84] 《陆九渊集》卷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0版，第232页。

[85] 陈国仕：《丰州集稿》卷十四，《**稀见史料》第2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4页。

[86] 《至正金陵新志》卷十三上，《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864页。

[87] 拓片见《汇编》，第127页。

[88] 清光绪三十四年刊本。

一宋史研究资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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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潘梦斯

吉光片裘原神

为庆祝北京师范大学成立120周年，该校于9月13日起举办“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珍本展”。展览包括“历史馆藏珍本（1902—2007）”与“近年访获佳帙（2007—2022）”两大主题，展出馆藏古籍珍品50余件。

北京师范大学馆藏古籍珍本展

作者 | 丁之涵

历史馆藏珍本（1902-2007）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聚合旧师大、女师大、辅仁大学历史馆藏，益以民国时期、建国以后多次受赠、访购、交换，形成今藏古籍规模，在各大高校中名列前茅。此次展览，精选历史馆藏珍本近三十种。

宋刻本

古今人论藏书，尽以宋刻为善。宋刻之佳，于文本之正、字纸之美，往往一本而兼有，况其古而稀者为贵。陈展宋刻本二种，一为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两浙西路转运司刻元明递修本《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宋王安石撰。今存宋刻王安石文集，尚有绍兴间龙舒郡斋刻《王文公文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仅上海博物馆藏一部不全。转运司刻本亦仅存数部，均元明递修，馆藏本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07214号）。卷内宋刻避讳谨严，刻字端正，欧体而结体稍扁，呈现两浙地区版刻字在当时的一种变化趋势。

一为宋开庆元年（1259）福州学官刻元明递修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甲集三十七卷乙集下二十二卷丁集二卷，宋真德秀撰。“乙集下”原无定本，真德秀殁后，由旧日宾客汤汉搜订成帙。汤汉时任提举福建茶盐事，原拟刊于茶盐司，因郡文学请，汇各**梓之，是为学官刻本。此刻完帙，今仅存数部，皆经递修。检该本宋刻原版，笔划呈南宋时期建刻用刀特点，字体在颜、欧之間，而版面舒朗，与建中坊刻不同，此其官刻特色。馆藏本钤“汪士钟藏”“茶陵谭氏赐书堂珍藏”印，经汪士钟艺芸书舍、谭钟麟赐书堂等先后递藏。

元刻本

元代刻本，坊刻为盛。坊刻之盛，建阳为最。陈展元天历元年（1328）建安郑明德宅刻重修本《礼记集说》，元陈澔撰。此书集元代以前各家注疏，以朱熹之说为本，而文字浅近，利于初学。明初御定《礼记》用澔注；永乐敕修《五经大全》，《礼记大全》以之为本，遂列学官。郑明德宅本为本书首刻，馆藏本经补版重修，选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00274号）。郑明德宅为元代著名建安书坊，此本在版式、字体各方面都呈现较典型的元代福建坊刻特征。馆藏本钤“缪荃孙”“云轮阁”等印，为缪荃孙旧藏。又有“陈立炎”“古书流通处”印。据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缪荃孙之子禄保曾以家藏书售于上海古书流通处，此本殆在其中。

另一部元坊刻本，元至正十一年（1351）德星书堂刻《书集传》，宋蔡沈撰。此书今存宋刻，有国图藏淳佑吕遇龙本、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南宋大字本二种。元延祐间，《书集传》立于官学，元代即屡经雕版，德星书堂本之前，已有延祐三年（1316）（佚）、至正五年（1345）明复斋本等。德星书堂本刻非最早，然据卷前《重刊明本凡例》，知以宋明州本（佚）为底本。有研究指出，此本蔡沈之子作“蔡杭”不作“蔡抗”等处，与宋本、延祐三年本同，独有佳处。馆藏本钤“周星诒”“季贶”“云自在龛”“陈立炎”“古书流通处”“怀辛斋”“怀辛主人”“曹家騄”“江都曹氏家騄秘籍”“曹声范印”“曹声涛印”“黄裳”“黄裳珍藏善本”等印，并有黄裳题跋（未刊）一则，记此书旧藏经历。

元代官刻，要在地方，尤以各路学、郡庠刻书，得学者精校，良工雕版，多有佳刻。

陈展元大德间饶州路儒学刻《隋书》，为元大德江东建康道所辖九路儒学刻《十七史》之一，即所谓“大德九路本”，是元代路学刻本代表，学林称善者久之。民国间张元济主持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隋书》即选此刻。元明迭代，各学旧版明初多入南监，正、嘉年间递有修版。馆藏本版心偶见“正德十年”“嘉靖十年刊”字样，即其标识。卷内修版仅十之一二，而元版多存。钤“曾经东山柳蓉邨过眼印”，为书商柳蓉村经手本。柳氏创上海博古斋，清末民国间学者、藏家多与之交。其眼力精到，加钤本多可宝。展出另一部元大德十年（1306）刻嘉靖递修本《南史》，行格同前举《隋书》，版心虽不记刊版地名，亦属建康道九路本，当时同选为百衲本底本。

两种九路本外，陈展大德间福州路三山郡庠刻《通志》。据元刘埙《隐居通议》所载，此书为东宫令下福州路，雕版计万余。《通志》撰者宋代郑樵，福建莆田人，此犹乡邦先贤典籍，奉谕刊行。今存三山郡庠本多有修版，馆藏本版心有“成化十年吏部重刊”等标识。钤“新乐王书”朱文大方印，曾经明室宗藩朱载玺庋藏。

陈展元本，尚有元刻明修本《节孝先生文集》，为此集今存最早刻本，仅北大、北师大、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共三部，均有明代修版，馆藏本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07213号）。此书《**古籍善本书目》另著录有“明嘉靖四十四年刘佑刻本”，缪荃孙旧藏一部，其《艺风堂藏书志》著录元刻，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辨为嘉靖覆宋本。瞿氏铁琴铜剑楼亦藏一部，卷前手识“明翻宋本”。今二本均在国图，取勘之，元刻、明翻相肖。按嘉靖时流行翻宋刻，自文本至版式、字体一依旧貌。此本元刻字略带行书，翻刻亦点画照旧，较常见者别具一格。

明刻本

古代刻书发展至明代，如入盛春之园。灼灼齐放，交交争鸣，明代出版业的刻书主体、刊本内容、雕版技艺、发行方式等各方面都呈现高度多样化与成熟化。

陈展明刻本，第一为内府刻本两种：《历代臣鉴》《历代君鉴》。前者刻于宣宗元年（1426），后者景泰四年（1453），分别由宣宗、景帝御撰，一选历代为臣之善可法、恶当戒者传之，一选历代贤君之嘉言善行揭明之，恶可警者附末。二《鉴》均大开本，赵体大字写刻，板式相若，而《君鉴》黑口、板框较粗，墨色亦浓，刻字赵体风格更为鲜明。

赵孟頫《松雪斋文集》，明天顺六年（1462）岳璿刻本。此书原有元后至元五年（1339）湖州花溪沈伯玉（璜）家塾刻本，或曰赵孟頫亲笔上版。天顺年间，岳璿知湖州府，获元本而加翻刻，字划版式一一照旧，与元本肖，缀《重刊后序》以示区别。馆藏本为缪荃孙旧藏，佚去重刊序，因误作元本。按天顺属明前期，刻书风格承元代而来，与前举嘉靖翻刻元本《节孝先生文集》固自不同。馆藏本钤“柘湖居士”“乌程蒋维基记”“咸丰庚申以后收藏”“张之洞审定旧椠精钞书籍记”“无竞居士”“荃孙”“云轮阁”等印，经何良俊、蒋维基、张之洞、缪荃孙递藏。

《新刊宋学士夹漈先生六经奥论》《六经总论》，明成化四年（1468）书林刘氏日新堂刻本，题宋郑樵撰。此书有“书林刘氏日新堂刊”牌记，卷端题“书林日新刘克常刊行”。“日新堂”又名“日新书堂”，初为元代建阳刘锦文书坊名，其裔世代承业，延绵有明一代。此刻展示建阳坊刻发展至明中期初年的版刻面貌。

明嘉靖刻本。嘉靖朝历时四十四年，铸就明代书业的黄金时代。大量翻刻旧本，不仅有功于前代典籍的保存与流传，也对此后版刻字体、风格等各方面深有影响，并与当时学术、文化**互为交织。

陈展嘉靖本四种，一为嘉靖十七年（1538）元和（今江苏苏州）吴元恭刻《尔雅》。此刻无序跋说明所据底本，其版式半叶八行十七字，白口单鱼尾，欧体刻字，是嘉靖前期吴中地区仿宋体式。清人阮元《尔雅注疏校勘记》称此本“仿宋刻”“绝无私意窜改处，为经注本之最善者，必本宋刻无疑。”清嘉庆十一年（1806），版本、校勘学家顾广圻翻刻此本，为清乾嘉时期翻刻明雕善本之一例。馆藏本卷内有“瑯园秘笈”“九峰旧庐珍藏书画之印”“九峰旧庐藏书印”“傅沅叔”“增湘”“藏园”诸印，为王绶珊、傅增湘旧藏。

一为嘉靖三十六年（1557）朱睦?聚乐堂刻《周易集解》。朱睦?(1517—1586)，明宗室，万历五年举周藩宗正。藩府刻书为明代独有，藩王就封，例有赐书；诸王有好学者，雄于财而闲有暇，于是聘通儒精校，雕刊古籍多佳。朱睦?精经学，邃《易》《春秋》，嗜藏书，此书亦其学有所好而付诸版。

一为嘉靖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544-1545）孔天胤刻《资治通鉴》。孔天胤（1505-1581），汾州人，嘉靖十一年举进士，授陕西按察司佥事提调学校，历官浙江提学副使，陕西按察使，陕西、河南布政使等，一生主持刊刻书籍众多，是嘉靖时期重要的学者兼官员型出版家。《资治通鉴》为孔天胤浙江提学副使任上所刊，以其有利士子经史治道、择善多识，可以为鉴。本书为典型的嘉靖时期浙中官刻，底本精良、校理用心，学者许为《通鉴》善本。此刻国图存另一部为傅增湘旧藏，有章钰跋曰：“此刻源出天水，佳处极多。沅叔藏之，足以肩随百衲宋本、兴文元椠。”认为价值不减宋元旧本。

一为嘉靖三十三年（1554）黄氏浮玉山房刻《唐诗二十六家》，明黄贯曾编。嘉靖以来，伴随翻雕旧椠的风气，在刊刻技术、学术风尚等影响下，辑纂、选编典籍加以丛刻的出版现象日益普遍，在江南书业中心的吴中地区更为显著。吴县（今苏州）黄氏家族为明代吴中文学世家，刻书亦夥。黄贯曾从兄鲁曾、省曾，诗文、学问称名当时，与盛行文坛的复古派诸子均有深交。黄贯曾选唐二十六家诗，于其私人刻坊浮玉山房刻成此书。省曾子姬水为之序，结合所选诗家持论诗学，别标一帜，实际代表了吴中文学对宗法唐诗的复古理论，发展至嘉靖时期的一种观点变化。此刻字体已呈现嘉靖中后期方体字的齐整方正，雕缮尤称精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录此书，即以馆藏本为底本。

套印本。万历四十四年，吴兴（湖州）闵齐伋首次使用套版印刷法印制出版《春秋左传》。此后明末三十余载，吴兴，随之以吴中、金陵等地，争相使用朱墨、三色乃至多色套印，一时蔚然成风。套印本以吴兴闵、凌二氏最称著，还有一点尚有版筑居等十数家。版筑居坊主傅昌辰石城（今江西赣州）人，设书肆于金陵，所刻书今少存见，概在天启、崇祯间。陈展版筑居朱墨套印本《毛诗正变指南图》，据《**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孤本，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01322号）。

展出另一种万历间凌濛初刻朱墨套印《琵琶记》，据宁藩朱权（臞仙）原本重雕。臞仙精戏曲音律，自著杂剧十数种，又富藏书，遇罕秘善本，多加刊刻。凌氏翻雕，经濛初、延喜叔侄参订而成，虽已是明末刻本，然形制古朴，其来有自。卷首单面绣像**幅，为名手王文衡绘，郑圣卿镌，点画工致，文采流动，可称凌本插图之冠。

插图本

此次展览，展出两种插图本。一为明刻《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厢记》，卷前镌二十图，每幅半叶，以圆形月光样式绘剧中情节，视觉上别有观剧感。此本《**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国图、中科院文研所与馆藏三部，无牌记。吴希贤《所见**古代**戏曲版本图录》收录本有“汇锦堂藏版”牌记，即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著录“明崇祯间汇锦堂刻本”，为金陵刻本，与馆藏此版应有翻刻关系。一为插图本《名山胜概记》，在嘉靖何镗辑《古今游名山记》基础上增改成帙。附图一卷，呈现明清间山川版画工艺水平的新发展。

特殊印本

展出泥版印本、钤印本两种特殊印本。一为泥版印本《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我国以雕版技术传播文字，约始于公元700年的唐时期，并成为此后一千二百年来书籍印刷之主流。北宋，毕昇发明泥活字法，继而又出现木活字、铜活字、磁活字等，至民国铅字排印，活字印刷始终占据一席之地。而结合两种印刷技艺，使用活字字范制成泥版并加以刷印，可称为“泥版印刷术”，其运用世间仅见一例，即乾隆初年由新昌吕抚（1672-1742）所撰，并自制泥版印行的《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二十六卷。“衍义”而外，吕氏又于卷二十五回详叙自创泥版制法；于书后附《印字物件列后》一篇，记工艺所需用具及用法。则此书不仅为泥版印法的唯一物证，更独存此种技艺的重要文献，具有不可取代的文献、文物价值。一为明邵潜钤印本《皇明印史》。邵潜(1581—1665)，字潜夫，江南通州人，侨居如皋，精字学，工诗文，能篆、隶书，治印取法秦汉而多出新裁，为如皋印派鼻祖。崇祯元年，辑自刻钤印五百八十四方，“上自开国六王、上公彻侯，以至名臣将相、文学布衣，各刓一印”，成《皇明印史》四卷梓行。二特殊印本皆罕见，分别登第二、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稿抄校跋本

稿抄本为馆藏古籍一大特色。陈展四种，分别体现了稿、抄、校、跋，在刻本之外的文献、文物价值。

清李兆洛、清沈炳垣、缪荃孙校跋清抄本《国朝名臣事略》。此书据元元统三年（1335）建安余志安勤有堂刊本抄写，季振宜、张蓉镜、郁泰峰、陆心源、缪荃孙、沈燕谋等递藏，李兆洛、沈炳垣、缪荃孙先后题跋。三跋记此书递藏源流，兼详经校次第。以影元抄本而汇各家校订于一编，可谓“减真迹一等”，而别有增益。

清刘喜海稿本《金石苑》。刘喜海（1793—1852），字燕庭，诸城人。嘉庆举人，累官至浙江布政使。嗜金石，官辙所至，搜集无倦，欲以所得五千余种编成《金石苑》一书，以卷帙太多，终未完稿。馆藏稿本，包括《金石苑目录》《长安获古编》《洛阳存古录》及历代杂碑、造像等。内有浮签校注，加嘉庆时地理学家徐松“星伯”印。又钤“吴兴刘氏嘉业堂藏”印，为刘承干旧藏。按《金石苑》稿本别一种，经况周颐整理，1917年为上海涵芬楼购得，经张元济审校，拟排印出版而未果，今藏国图。当时张元济致刘承干书信，有关于《金石苑》稿借校事宜，曰：“昨又奉手示，并惠假新得之《金石苑》稿十五册，又抄印《海东金石苑》两种，计共十册。……（其中）如《昭陵碑文存佚考略》《洛阳存古录题名目录》并《金石苑》杂稿，共计九册，与敝处新购各稿多有足资考订者，拟多留一时，详加披览”云云，应即指馆藏此本。张元济校订《金石苑》，当时曾“另册记录”，已佚。幸二稿尤存，可俟将来。

清傅山批点明刻本《刘向说苑》。傅山（1607-1684），字青竹，改字青主，阳曲（今山西太原）人。明诸生，入清不仕，行医为生，与顾炎武等交善。青主善书画，精金石篆刻，喜研小学及周秦诸子，批注有《说文解字》《老子》《庄子》《荀子》《淮南子》等籍，馆藏《说苑》即其一种。卷内手批朱墨二笔，字体飘洒超逸，诚谓墨迹佳赏。检其内容，多撮一段之主要人物、关键词句、论述要点旁写标明，还有一点涉及文字释义、内容考订、事物评论等多方面，缺疑处自注，可见其为学兴趣与态度，对傅山研究多有意义。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云南丽江府罗春抄本《妙法莲华经》。此品居展中最为精美夺目，经折装，瓷青纸，泥金写绘。抄者书法劲秀端丽，卷前佛说经像、卷后韦驮**像造型生动，笔触细腻。通书金碧辉煌，触手若新，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04962号）。

清刻本

本展历史馆藏珍品部分，第三殿以清刻本二种。

一为清康熙三十年（1691）张纯修刻《饮水诗词集》，清纳兰性德撰，冯汝玠跋。纳兰性德（1654-1685年），字容若，号楞枷山人。满洲正黄旗人。康熙十五年进士。容若工词，长于小令。其词以真取胜，其人则情挚近乎痴，其交友得以逾**生。纳兰家族原本显赫，容若三十早亡，未久父明珠遭劾贬，昔日荣光尽散，身后更罹诼谣，惟故友顾贞观、张纯修二人“相顾太息，泣下不可止”，乃裒刻其诗咏，亟亟期以立言不朽亡者。康熙三十年刻《饮水诗词集》经顾贞观审定，由张纯修梓行，为纳兰诗文集首刻，不仅相对后来诸本是“未经改字之初刻”，更是纳兰与其**生友人厚谊之凝炼。馆藏本钤“谦牧堂藏书印”，为容若弟恺功旧藏，冯汝玠跋详述其得书因缘。

一为英敛之旧藏清刻本《板桥集》，清郑燮撰。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兴化人。乾隆元年进士，任知县十二载，罢官归乡，鬻字画为生。郑燮为“扬州八怪”之一，以书画名世，善吟咏，篆刻亦精。清刻《板桥集》分原刻、翻刻两大类，原刻又有较初、较后印之别。原刻为郑燮手书上版，由门人、镂版能手司徒文膏镌字，卷首又锓板桥钤章多枚。卷内字体，郑氏早年风格之楷书，中年新创之“板桥体”并见。原刻之妙，可谓于揽咏之余，更兼临池之助。今存《板桥集》原刻之先后印本多有铲板现象，依次递增，不外郑氏自加删订，及乾隆以来为避**厄，其后人权宜之措。馆藏于原刻先、后印各具一本，先印本内，“王国栋”（乾隆四十三年“一柱楼诗案”）“屈翁山”（乾隆三十九年屈大均诗文案）二处字样皆存，后印本都已铲去。二本相较，犹见次第。后来翻刻本，多据原刻之较后印本。然检“清晖书屋”重刻一流，无“屈均山”字样，而“王国栋”仍存，其所据底本或源出二案之间。馆藏两种原刻，先印本已于郑燮诞辰三百年（1993）之际影印出版，后印者即展出本，《中华再造善本》据为底本。兹值师大百廿校庆，特举昔辅仁大学前身辅仁社创建人英敛之先生旧藏，尤见书圃流芳，隽**散。

近年访获佳帙（2007-2022）

在守护历史馆藏古籍的同时，我馆也不断觅访书林，为馆藏续添佳本。此次选取图书馆近十五年来通过采购、竞拍等途径新获古籍二十余种，隅举如下。

唐宋经卷

唐中期写本《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卷二，陈朝月婆首那译。黄麻纸，通卷21纸，出甘肃敦煌藏经洞，为展中年代最早的展品，2011年购藏。敦煌写经作为我国古代文献瑰宝，具极高的文物、文献及书法价值。1900年，敦煌藏经洞藏卷初经发现，随即流散，大量经卷遭国外探险家劫掠。直至1910年，清学部才将劫余文献运抵回京。敦煌写经存世数万件，《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属稀见品种。据计，海内外不逾三十件。是经足本七卷，记载佛应钵婆罗天王之问，对大众说甚深般若及其修习之法，为佛教重要经典，同本异译仅有唐玄奘译《大般若经·第六会》，未见有对等梵、藏文本。馆藏本抄录卷二，总长980.1cm。按文化部颁布的《敦煌遗书定级标准》《古籍定级标准》，写经总长达8米可定为一级珍品。采进此件不仅卷长过之，且首尾俱全，书法工致，为不可多得的上品。

两宋刻《大藏经》经卷。一为福州东禅等觉禅院刻《崇宁万寿大藏经》本《经律异相》（五十卷存卷三十五），梁释宝唱撰集。《崇宁藏》刻于北宋元丰三年至政和二年（1080—1112），为南方系统汉文《大藏经》之首刻。采进《经律异相》，存“傍”字卷三十五，首有题记署“崇宁二年（1103）”，即刊刻年份。尾题处印造工匠捺墨记印“福州东禅经生□□印造”。经本钤印工名是《崇宁藏》一大特点。经卷原装日本制木盒，钤“三圣寺”朱文圆章，为日本京都东福寺旧藏。明初，东福寺第五十四世祖刚中玄柔遣**来国求藏，当时得大藏二部，其一舍入东福寺，都钤此圆章。东福寺藏经以南宋《毗卢藏》为主，偶夹《崇宁藏》颇可贵。此卷远自海外流归，我馆得之，登《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02944号）。

福州开元寺刻《毗卢藏》本《法集要颂经》（四卷存卷三），天竺尊者法救集，宋释天息灾译，南宋建炎二年（1128）刻。采进本开卷《法集要颂经卷第三》，千字文编号“槐”，**包括“广说品第二十四”至“相应品第二十九”。《法集要颂经》为北宋新译佛典，无敦煌等唐写本。此本未见国内善本书目著录，为海内所存最早传本。钤“森氏”，为日本版本学家森立之印；钤“田修之印”，有研究认为属日本明治后期至大正时期藏家印。

《崇宁藏》《毗卢藏》为我国两宋所刻首、二部南方系统《大藏经》，均开雕于福州禅寺，二藏间尚多渊源。今并收二藏经卷，为我馆一段访书佳话。

稀见明清文集

《桂坡集?前集》五卷，明左赞撰，明刻本。左赞（？-1489），字时翊，南城人。天顺元年进士，官至广东布政使。有《桂坡集》传世。我馆采进此本之前，大陆地区著录《桂坡集》缺《前集》，仅常熟市博物馆存《后集》一部。检前后两集，版式、字体一致，内容相次，序跋相应，可合为全帙。《前集》冠何乔新、弘治元年彭韶序。据二序，《桂坡集》为左赞手自编订，诗词、各体文八卷并方外稿，总九卷，实包括今本《前集》五卷、《后集》九卷内容，与《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十四卷同。何乔新撰左赞《墓表》，载《桂坡文集》三十卷，《千顷堂书目》及史传方志多袭之，与今传本卷帙不合。《桂坡集》在左赞生前应未付刊，《后集》王华（1446-1522）跋曰：“盱江左氏《桂坡集》若干卷，……司寇何、彭两公亟称之。”“公没且数十载，吾儿（王守仁）方扫楚氛兵燹之余，文字独存，桂坡之乔木如故。……(仲子恺)又特以文序请。”则跋于王守仁平定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南昌叛乱经之后，由左氏仲子请序刊行。据跋可知，王华所见本有何、彭二序，则并见前后两集。此时应已增九卷为十四卷，《前集》统乐府诗赋，《后集》文与方外集。《桂坡集》全帙，著录仅见日本东京内阁文库、**傅斯年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藏数部。

《瓯鲁诗草偶存》二卷，清费俊撰，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刻本。费俊（1656-1723），字鹘峰，归安人。康熙二十七年武进士。本年武举，李光地任主考，殿试拔第一，御定第八。任福建建宁镇总兵，**事起，力疾发兵诣厦门，寻奉命编辑《兵书》。《碑传集》《皇清书史》等有传，称儒将。《诗草》卷首李光地、胡会恩、黄梦麟、沈涵、陈恂、陈琰、朱星渚序，都翰林名臣，**咏才士，交游可见一斑。该本软体写刻，康版典型，墨色清润宜人。此集罕传，《**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仅中科院文研所、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二部。

《心斋集字诗》二卷《集杜雁字诗》一卷，清张潮撰，清康熙间诒清堂刻本。张潮（1650–？），字山来，号心斋，歙县人，试举业屡不售，遂闭门撰述，编著《虞初新志》等风行于世。设“诒清堂”刻坊，刻己著述及《昭代丛书》《檀几丛书》等。《心斋集字诗》集法帖中字为诗，康熙二十四年（1685）成帙，査士标、邓汉仪、洪嘉植、方淇荩等序。洪序曰：“（心斋）年未四十著述满家，独于临池书法不逮古人，以为媿。……一日，因出所集诸帖字，离而合之为诗，凡数百篇”，可知撰书缘由。《集杜雁字诗》集杜甫诗为雁字诗，据卷前朱慎序，先已撰有《集杜乐府》《集杜梅花诗》。采进二集于各家书目未见著录。馆藏尚有张潮《心斋聊复集》，康熙二十一年（1682）诒清堂刻本，亦极罕见，我馆与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二部。今复增此，可谓书缘。

《苏碧涯遗稿》三种附《碧涯先兄行述》，清苏正学等撰，乾隆十三年（1748）苍葭堂刻本。苏正学（1686-1748），字兆卿。碧江人，雍正元年举人，乾隆九年令石埭，十一年改德庆州学正。史志称正学持己清俭，勤恤百姓；喜育人才，诸生之贫者月给钱米。及卒于任，贫无以敛，赖州人厚助，榇得归。《（乾隆）顺德县志》《（光绪）广州府志》等有传，所附《碧涯先兄行述》记颇详。《遗稿》三种，《宦游草》《陵阳别言》《秋浦骊歌》各一卷，刊于苏正学卒后同年。《宦游草》裒其平生诗咏；《陵阳》《秋浦》二集，为乾隆十年苏正学自埭入觐，赠友僚士绅、父老子弟诗以留别，而邑人争相赓颂以志去思，各取“陵阳”“秋浦”指代池州，以命其集。该本行格疏朗，刻字刀锋锐利，别具特色。此集稀见，《**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仅广东文史馆藏一本。采进本钤“京城马氏听境斋藏”“马英杰”印，俟考；钤“夷陵卢氏平生珍藏”“卢平之钤”“枀竹阁”等，为湖北藏书家卢平旧藏。

毁禁文献

有清一代，文网严密，毁禁无数。易代载籍，日益湮灭。至清末稍稍重见，旋复屡历兵燹。今得其原本，已谓吉光片裘。

采进《大荫堂集》不分卷《咏古绝句》一卷，清洪嘉植撰。嘉植字去芜，顺治康熙间歙县人，以布衣谈理学，为名公卿荐举不就。卷前李澄中序。版心记卷次处缺卷数，所收四十二篇各**页码，为正式梓行前试印行本。洪氏著作因受乾隆朝“一柱楼诗案”牵连，列入毁**目（前举张潮《心斋聊复集》亦是）。今存洪集，采进刻本之外有清抄本《大荫堂集》（国图藏。国图另藏一种《洪去芜文集》，篇目及文字近似），与刻本无重见篇目。抄本卷内洪嘉植字氏处俱涂墨丁，亦未见违碍字句，可知后出。而刻本内悖逆言辞历历在尔，宜**厄幸存旧本。钤“忠州李芋仙随身书卷”，清李士棻旧藏。

《阮太冲集》一卷，明阮汉闻撰，南明周亮工遥连堂刻本。阮汉闻（约1572-1641），字太冲，尉氏人，明末诸生，霜**高识名重一时。崇祯十四年，李自成陷尉氏，汉闻不忍弃城，被擒，骂贼**。周亮工刻阮集并序之，述其行事，彰其气节，兹不赘述。明末清初之时，表彰人物，保存文献，亮工最其著者，曾刻秦京、王王屋（厈）、张林宗（民表）及本集为“天中四君子集”。《阮太冲集》及汉闻《更台集》以“诗文内俱有悖犯之语”，乾隆时列毁**。此集《**古籍善本书目》未收，久以为亡，我馆有幸拍获。钤“刘乾披沙所柬之金”印。

稿抄校跋本

采进稿本《二砚窝集》不分卷，清郑勋撰。郑勋（1763-1826），字书常，号简香，鄞县人。勋六世祖溱与黄宗羲（南雷）同出刘宗周之门，交谊深厚；五世祖梁，黄宗羲入室**；曾祖性，南雷再传，承父遗志构阁祭奉郑溱、黄宗羲二先辈，名“二老阁”，庋黄宗羲藏书遗著与世代家藏，时与范氏天一阁齐名。郑勋幼孤，长而从同里蒋学镛受《毛诗》《春秋》，得南雷学派嫡传。后受知大兴朱珪，补**员，举孝廉。乾隆六十年，阮元调浙江学政，谢启昆迁浙藩，召学者与修《史籍考》。勋以朴学应，协编《竹垞小志》等。乾、嘉以来，二老阁藏书屡经流散，郑勋乃着力收拾，辟二砚窝以庋藏，并刻行乡邦先贤文献多种。郑勋著述，据徐时栋作《墓碣》及地方艺文志等，有《郑氏征献录》《梨洲年谱》《二砚窝诗存》《文集》《二砚窝读书随笔》《简香日录》等，多未刊行。二砚窝于嘉、道年间披火，旧藏新著多所湮灭。今存嘉庆间刻《二砚窝文稿》二卷，亦极罕传。还有一点稿本数种，零星散于天一阁博物馆等处。本馆采进为文集稿，包括考论文、读**、序跋文、纪传文、寿祭文等，末缀吴锡麟《郑简香征士五十寿序》，前冠道光四年周匡一序，为勋晚年请序。全稿抄誊清晰整洁，《书梨洲黄子年谱后》等数篇略有圈画改易，大体近于定稿。

稿本《花源村诗屋吟草》，清刘灏撰，杨守敬等跋。刘灏其人及文罕传，检民国五修本《青山里刘氏宗谱》，刘灏（1824-1865），谱名骘，原名灏，字闰生，一字粹甫，号小岑。刘灏属青山里刘氏东二分，始祖澄源世居梁溪，始迁祖丰，明弘治、正德间徙居常州城北花源村。丰有子三，长江、仲潮，后皆卜居青山里，即东大、东二分，三子清留居花源村，为东三分，则刘灏举始迁地“花源村”命其集。刘灏所在东二分与阳湖赵翼（字云崧，号瓯北）家族世姻。检《刘氏宗谱》，灏四世伯祖鸣鹤长女为赵翼原配，曾祖芳（字可型，号蓉湖）、曾从祖钦（字敬舆，号谦斋）等与翼交善，诗文往来见存《瓯北集》。灏父遵燮娶赵翼女孙、翼第六子廷俊（字苕生，号海珊）之女，年三十一殁，即灏母。灏任湖南候补通判，护解贵州军饷，遇贼接仗，积劳病，计军功，后以劳卒。工绘事，喜吟咏，有《花源村诗屋吟草》四卷（未见），《玉葳蕤室剩草》一卷（同治十一年刻本，南图藏），《（光绪）武进阳湖县志》有传。

采进稿本《吟草》不分卷，录古今体诗三百余首，卷内朱墨圈点、修改、挖补极多，书眉行间著批语，出作者及他人者并有之，夹浮签数十纸。稿首末存亲友题跋多则及杨守敬跋。书衣自识：“廿年所作，今阅之，绝少惬意之语。虽不无佳什，亦多倚附之词。嗣后如有所为，当以此作前车之鉴。”则《吟草》为早年旧作集。取校《玉葳蕤室剩草》，与本集重见者四十余首，间有异文，应据《吟草》删存续作而成。

清末誊清稿本《陕西**调查局法制科第一股第一次报告书》，饶智元撰。清末推行新政，清**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法制习惯调查活动，为编订、审核新法律提供符合国情的参考与借鉴。光绪三十三年始，设各省**调查局推行此事，继而产生法律习惯相关的大量珍贵一手资料，惜多散佚。采进本为当时报告之一种，由时任**编查馆谘议员、陕西**调查局总办饶智元撰辑，分民情、风俗、绅士办事习惯、民事习惯、商事习惯、诉讼习惯等六类相从，小楷精写誊清，偶附浮签区别小类、标识誊录情况。该《报告书》尚有南京图书馆藏稿本，可取勘之。

清初抄本《梅花衲》，宋李龏撰。此本影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南宋群贤小集》本抄，明季以来诸家递藏印记累累。钤“京兆郡图书印”“陆廷灿印”“棣华书屋”“幔亭”“平原陆氏藏书印”“吴兴姚氏邃雅堂鉴藏书画图籍之印”“彦侍曾观”“古照轩藏本”“枕经堂藏”“常熟翁玉甫珍赏”“吴郡曹大铁”“曹大铁考藏印”，经陆廷灿、姚文田、姚觐元、顾大昌、方硕、翁同爵等名家递藏经眼，末归吴郡曹大铁氏。清洗桐斋抄本《栲栳山人诗集》三卷，元岑安卿撰，刘苍润跋。此集有乾隆五十四年（1789）岑氏后裔刻本，以原本年代久远，多失旧貌。刘氏考此本源出旧抄，校注刻本佳处于书眉，添录考补所得于卷末，使全书益加精善。此二抄，各得抄本赏鉴、考订之妙。

明清刊本及其版画

《新镌出像东西晋演义》十二卷五十回，明杨尔曾撰，映旭斋藏板，步月楼发兑。该本卷首冠五十叶版画，每叶双幅大图，每幅配题图小字一句。对应**分回，每回二幅，共百图，版画精美，颇具规模。相似版画，又见于杨尔曾所撰另一部**《新镌批评出像韩湘子》，天启三年（1623）武林人文聚刻本。卷前版画，首叶镌韩湘子图附像赞，次大图十五叶三十幅，各标小题，形制与映旭斋本《东西晋演义》同，而数较少。《韩湘子》又有金陵九如堂刻本（行格同映旭斋本《东西晋演义》），据版画及“玄”字部分避讳等，应据人文聚本翻刻，康熙时重修。映旭斋本《东西晋演义》尚有国图、上图、首图、东北师大等藏本，多失牌记，依卷端所题“武林夷白堂主人重修、泰和堂主人参订”称“武林版”，认为杨尔曾撰成后本地刻行。按映旭斋、步月楼为明末清初两家关系密切的书坊，二者同见于版权页，尚有《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新刻全像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等。前者原版为吴勉学刻，转归金陵蕴古堂、映旭斋；后者翻万历三山道人绣梓本。三山道人，学者多考为金陵三山街书坊主。又如万历间绣谷吴继宗刻《刘河间伤寒三书》，金陵刻本，后亦归映旭斋藏版。统观翻、刻各书，推测映旭斋、步月楼为金陵书坊，而此刻宜非杭本，卷内刻字、版画，归属可待商榷。

清刻藏译本《般若波罗蜜多八千颂》。《般若八千颂》系《般若经波罗蜜经》之略本，计三十二章、二十四卷，共八千偈（颂）而得名。藏文经为公元八世纪时，印度学者释迦色那、加纳悉地和**译师达码答希拉等译。《般若八千颂》为大乘佛教基础理论，是研究佛教产生、发展和释迦牟尼思想学说的第一难得史料，般若系佛典在藏区最为流行之一种。采进本原分上下部两夹，存上部一夹。纸质厚实，品相上佳，封面黄绫裱夹板。藏文刻板，雕印精工，字迹清晰。多版画，卷前冠满版插图；卷内有对称插图，如卷首叶两端均镌佛像；又有版面两端、**各镌大幅佛像者；随文插图，插图与文字比例协调。各插图构思巧妙，版面无论字画，俱显庄重威严，是清代藏文刊本、佛典版画之佳品。

以上近年采进古籍，选取部分展品略作介绍。还有一点尚有元刻零卷《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明嘉靖三十年（1551）宋阳山刻本《明医杂著》、明万历刻本《混元弘阳飘高祖临凡经》、清康熙刻本《白国因由》、清乾隆十二年（1747）刻《黄海纪游》《梅花百咏》、清同治三年（1864）梦幻居刻《梦幻居画学简明》等，都非易见，乃我馆十数载有心经营，加意蒐购所致。

（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古籍部）

特别鸣谢

敦和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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